行三天，遇见一些人。

的嫂

遇见她，在即将离开青城的时候，是她带我们离开这个小镇（或说小村）的。

青城是这样一个地方，太安静，太简单，在这个地方住一晚上，你会愁苦：长夜漫漫，何以解闷？

白天我们拍照、行走、逗留。我问同行的C：“若让你说这个地方给你留下的印象，你会怎么说？”“老人和小孩的村子。”同伴一语中的，我深有感触。我们两个毫无疑问的外来者：年轻的面孔，陌生的照相机，我们是与这个世界无关的过客。

“认识的都是亲戚嘛。”一位给我们带路的老人向以为在泥土墙下纳凉的老太太解释我俩的来历。这个地方随处可以见到这样的老人，他们是很典型的西北老农民：深深的皱纹钻在黝黑的皮肤里，笑容厚道而宁静。对于外乡人，他们有着毫不掩饰的好奇和令人感动的热情。每遇到一个或一群老人，我们就要回答我们从何处来，感觉竟有点像“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的和尚。我们自然也是要问路的，不过准确地说不是因为前路太长，而是因为我们竟不知道哪里还有路。

我们可算是慕名而来，想拍拍夕阳之下的城墙和早起梳妆的古镇。可是在这里我们找不到城墙，老人们说他们懂事的时候就没有了。现在这只是一个与外界联系稀少的小村子。年轻人们或许出去了不想回来，或许难以回来吧。通往外面的交通并不容易。

当我们终于在拍完小河边的夕阳决定离开这个小村庄的时候，已经没有了通往白银的车。付不起60块钱的包车费，我们只好在村边的路上期望有刚好回去的车辆。

她开着车后载满白色醋桶的工具车过来，因为有老乡帮助，她同意让我们挤在副驾座上。后来我明白了村里的人为什么拒绝用摩托车送我们出村。坐在车上，我基本只有空让自己尽量坐稳：土石的路延伸了一程继续延伸，山（有时像隔壁）护着孤独的我们。

其实应该说在这路上的车孤独，车内的我们并不孤独------她是个爱说话的女人。

她长什么样我已来不及记清，只记得像普通的农村妇女，普通的脸显出不张扬的坚强。她迟疑了一下，最终没有接受老乡向我们索要20块钱的建议，而是按白天普通的每人5元车价要了我们10块钱。

她是白银人，来青城送货。她的丈夫是下岗工人，不会开车，所以她只能有她天天奔走。“很累。”她说，“一个人开车很孤独。”

她的确会很孤单，她是那么爱说话的女人。

她说了那么多的话，让本就容易游离的我不知该如何开始记录我们的谈话。仅记录一下印象深刻的一些片段吧。

有一段是说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别。她的结论是：“你们那儿人讲的是利益，我们这儿的人讲的是人情。”她说得很对，如果是在家乡泉州，没有人会主动去问路人要往何处，更不会有人认为“认识的就是亲戚”，大家都有自己永远做不完的事情，永远记不清的“认识的面孔”。她得出这句话的主要依据来自他在武汉读书的儿子。儿子的福建朋友会做生意，“我儿子就说，人家就是想得到，我们怎么也想不到的。”儿子带开的信息是：南方人显然都带有与生俱来的生意头脑。她40几年生活在西北的黄土地上，儿子发现了南方人比他们灵活，她却发现了北方人比较有人情味。

知道我们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她说：“你们来的不是时候，在清明的时候才热闹。”在她的眼里，繁荣和热闹才是值得去看的。她又说她们祖上就出了个当官的，可惜成了个糊涂官，回乡后就写了哥叫《三分血》（好像是）的家乡戏。这段她说了很多遍，大约是觉得尽管是糊涂官，到底是有点出息的读书人了吧，可以小得意一下了。我也很喜欢这一段，人没有必要显得面面俱好，人生有无限选择，此路不通，大可另选他途，若不适合“抛投露脸”，回家写写唱唱其实也很惬意。

她一再强调：“我不让男人上车，给再多的钱也不让上。”

很容易想象，一个女人在这样孤独却又处处可能隐藏威胁的路途上，她需要多少分的小心。在这次旅行中我和同伴说起“家乐福事件”，在这个女人说“清明的时候才热闹”、“给再多的钱也不让上”时，我知道“家乐福事件”只能是我们这样的人的“衣食足”后的话题。我们如何能强迫这些为生活日日在山间孤独而害怕却又不得不向前行走的女人们不去购买打折商品？那些狂热的爱国与她们无关，政客们宣扬的“大局”也与她们无关，她们需要的仅是生活，在山间颠颠簸簸、惊心动魄，是为了回到家后能够“吃老娘已做好的饭”，“洗洗脚早早就睡”。（待续）

4月10日的《南方周末》用了整整两版来重提“彭宇案”。说重提，其实不完全准确。一件新闻事件在接近真实的路途总是没有止境的，如西方媒体的西藏报道，也如“彭宇案”。

我认为南周这期关于“彭宇案”除了对在“到底谁撞了谁”的客观梳理外，更闪亮的一点在于向媒介、法律及公众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媒体和司法到底是谁干涉了谁？

随着媒体力量的发展，媒体及公众舆论在推动一些公共事件的发展和变化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对于媒体干涉司法的质疑也越来越多，炒得正热“许霆案”就是眼前激起千层浪的一颗奇石。

人们有这样的质疑：法律的尊严难道不是不可侵犯的吗？法律既然已经制定出来不是应该严格按照法律程序来进行吗？如果舆论可以改变判决结果，那么是不是在司法过程中可以像“超女”一样通过制造舆论和声势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呢？

另一种声音：法律本来就不是万能的，尤其是我国的法律还存在诸多漏洞，若不辅之以必要的道德的舆论关注，我们如何能确信法律能够最好的保障公众的利益呢？难道我们总要在“莫名地”处决一个人后发现法律的漏洞然后打上补丁，继而偷偷安慰“亡灵”，你的牺牲结束了更多的牺牲可能吗？这够人道吗？

以上是我根据看到的一些报道，听到的一些说法，加上个人想法总结而成的。对于法律我知之不多，所以也仅能提一些看法了。

“彭宇案”其实不是什么大案。但在特殊的时期，在冲过司法和媒介的双重润色后，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经过“化妆”的“彭宇案”。记得去年媒体、网络正义凛然地刊发一篇篇地主持公道的文章，大声疾呼：我们怎能让好人没好报？

但是这些舆论的确切证据在哪里？谁也说不清楚，彭宇的证人也说不清楚。但是大家都坚信彭宇就是冤，为什么？从一开始的惯性逻辑“如果不是他撞的，他为什么救人后还不离开？”到“人不能没有助人精神因而彭宇是冤的”，我们，媒体和公众在进行着什么样的逻辑推理？

这期南周在这件事情上的报道我个人认为对事件的还原做得已经很好了。就像标题说的，“彭宇疑案喧嚣未尽，唯有真相不可调解”。是的，我们应该明白，即使为了推动事件的圆满解决或者推动社会的进步，我们可以适当做一些调整和妥协，但是这不应该以臆断或甚至扭曲真相为代价。

再说司法。我想说其实我挺同意适当的使用判例法的，我觉得这样法律应该会更具人情味和符合民意一些。当然，这仅是一厢情愿而已，其中的复杂程度，我确实理解不了。而且我想象，判例法应该也会出现这样一种尴尬：也许有的案例符合以前的道德判断标准，但是时代变了，也许那一套观念和标准已经不再适应，如果仍然以当时的判决方式来进行现在案例的评价，我想问题是不少的。这一点，我觉得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很多观念上的变化体现得尤为明显，我不敢想象若用几年前的判例来处理今天的案子，是否我们要退着走？

所以我想如同靠近真相一样，在法律上我们同样只能不断地追求完满。那么我认为适当的公众和媒体舆论是公正司法的必要补充，法律的尊严来源于道德。司法者在指责媒体干涉时首先应该自省：如果我够公正，何以可以轻易地被干涉？很多事情法律无法解释；法律讲求证据，但很多时候，事情过去了，我们真的找不到证据来再现过去，彭宇到底撞没撞老人，谁能说得清？

彭宇和老人或许各有各的委屈，媒体和法律也各有职责。单纯地以道德或不全的证据判断事实是有失公允的，同样，盲目地强调媒法井水不犯河水或莽撞怀疑司法也是显得不够理智的。我想也许我们也许可以更多把焦点从“司法和媒体谁干涉了谁？”上转移一下，更多的来关注如何让媒体和舆论健康地“干涉”司法进程和如何让司法更好地“干涉”媒体理性地引导舆论。

走出那个阴森的地方，太阳就在头顶了，他甚至已经感到阳光的温暖了。

他是孤独的，在自己的不断变更的旅馆里，在仅有瞌睡者相伴的影院里，甚至在将要死在他手下的猎物的身后，他一直都在黑暗之中，孤独笼罩。

他是可爱的，像孩子一样独自迷恋于剧院浪漫的《雨中情》；像孩子一样与十二岁的小姑娘以水嬉戏；向孩子一样憨憨地扮演不伦不类的人物形象；像孩子一样，他留恋温暖幸福的白色床单。世俗的幸福，纯洁、简单而竟成奢求。

他说人活着一直都是痛苦的，可是以一个顶级杀手的身份，他可以像一个孩子一样对着老Tony憨憨地笑。

他确实是不太冷的杀手，甚至可以说，他是温暖的，因为他是善良的。

他会给哭泣的小女孩递去白色手帕；面对女孩哭泣的脸，他无法因危险而拒绝去打开那扇门。

打开那扇门，他打开了危险，也打开了幸福。

作为一个杀手，有了牵挂，危机必然如影随形，何况是面对那么忧郁，那么成熟的玛立婷？作为一个不太冷的杀手，他注定要打开那扇门，为这个一直生活于痛苦的成熟少女拂去阴霾，也为自己迎接光亮与温暖。

我很想让自己尽量显得理智而不冲动，尽量的不用善良而用聪明，不用可爱而用狡猾，我知道面对这个温暖的杀手，我只能再次让自己落俗，我试图通过大量的背景资料来对这部电影进行很深入、很有见地的评价，但我最终决定了以自己的心来写。

如果你的心是温暖的，有什么不follow your heart?

里昂觉得自己是没有根的人，因而他钟爱于那盆家盆栽，因为他也没有根。

人们总是对于与自己境遇相似的事物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悯与爱怜。这盆绿色的“植物”没有根，确实绿的；里昂像是没有心，确实温暖的。

人在无法承受痛苦的时候往往喜欢将其淡忘，即使知道记忆永远也删不去。里昂是一个健忘的人，直到玛立婷提出要将贞操献给他，他才揭开了健忘的假面具。也从这时候开始，阳光已经悄悄地向他靠近。人注定是害怕孤独的，即使他可以一次次地在浴室为自己洗清血迹，缝好伤口，但刻在心里的伤又岂是自己可以舔净的？

心里的伤在揭开时很痛，因为他是被黑掩盖的红，里面满是温度，揭开时就像烧红的热铁被冷水迎面覆盖，你可以看到心痛的形状，可以听到嘶嘶的哭声。这个顶级杀手落泪了。

或许最痛的伤唯有眼泪来洗净，而洗净伤口的眼泪常常被紧紧掩盖，需要有人来帮你揭开那层障碍，这个人，常常就是可以为你带来阳光的那个人。

又回到了阳光。他倒在阳关下让我心碎，她逃在眼光里也让我心碎。

这个世界是这样子的。有些人一辈子看不见阳关，有些人在看见阳光的刹那倒下，有些人则拥向阳光。无从谈什么幸与不幸，我们需继续活着，尤其要保持心不要冰冷。

    中国在贫富问题上已经越来越成熟了。从“社会主义以消除两极分化为目标”到现在讨论缩小贫富差距的策略，体现了对个体多样性必然产生多样性后果的尊重和承认，是中国改革发展日趋理性化的一个体现。在这个多样化的世界，对于人，尤其要承认个体的多样性。在各个方面，人有不同的追求，并且进行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努力，因而在财富、知识、智慧、权利等方面存在“贫富差距”是必然的，即使在某些方面贫富差距扩大了其实也无可非议。这里，我不能够引用事例，因为现实有太多可变的因素，以我的脑子是说不清楚的，仅以以下假设例子说一下贫富分化可以包容甚至有利的一种状态。

假设，有甲从小就立志要成为巨富，并且目标明确，通过艰辛努力，过上豪华生活，并不断扩张自己的资产。而乙生来在物质上仅要求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即可，他所更想要的是在自身思想精神上的不断提升，因而在物质上的努力，乙只是保持在可以维持其所想要的“五有”生活，因而在物质财富的积累上乙与甲的差距逐渐加大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在精神修养成面上。在同一事物上，所花的努力不同造成“贫富差距拉大”我觉得是很可以而且是很应该被理解的。

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在同一事物上，人们所花的努力可能一样大，但是在财富的增长上往往是步调很不一致的。往往是，有钱的人更有钱，穷人更穷。从经济学上说，这仍然是符合规律的。这和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道理是一样的，较发达的国家由于有较多的资本投入教育、科学、研究和发展等，由于技术进步和大量资本的形成，它在发展上就会比较落后的国家快，因为落后的国家首先要考虑的是保证居民的生活消费。所以我不主张简单地说缩小贫富差距，因为如果采取硬性的规定让先富带后富，这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是一种剥夺，有点像政府在充当一个侠盗的角色，而它抢的钱却不一定是不义之财。

不要误会，我无意说应该让穷者更穷、富者更富，我的主张是让富者更富，让穷者不要更穷。穷者更穷一方面意味着穷人在投入资本上没有获得应有的回报，这是不公正的，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在生活甚至生存条件上，这些人会离“五有”越来越远，事实上，中国现在有很多人是保证不了“五有”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缩小贫富差距”始终是中国的重要议题，人对于生存和基本生活的追求有时候可以覆灭一切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何时覆舟？就是当学无所教、劳务所得、病无所医、老无所养、住无所居之时。

其实以中国人民的勤劳本性来讲，正常情况下应是不会出现“五无”的，但是现在中国却在为解决“五无”忙得焦头烂额，为什么呢？总的来说，我认为是机会上的不公平导致人们在创造财富上的难以公平。比如在教育上，城乡的教育条件相差巨大，甚至还有些地方九年义务教育难以贯彻；比如说在知识、信息的获取上，现在书本之贵，是非勤学之人即可负担得起；比如在赚钱上，不单是在正常资本的较量上，更难以躲避的是在权力的利用上，中国的商人永远要跟权力机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此，普通人就难以通过正常的努力实现致富了。所以，我认为如果真的要“缩小贫富差距”，中国更多的应该在缩小“机会贫富差距”上下功夫。

我想以受教育这一点上说一点我的个人看法，因为中国受教育的群体大多是因自己无收入而导致无法在发展机会上自主的群体上，因而需要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配合来促进这群人在教育上实现接受教育机会差距缩小的目标。

中国现在的主要成就是“九年义务教育”，在这点上，却是有“学有所教”的意味了。但是，以大部分人接受教育的目的---获得良好的就业机会来看，“九年义务教育”对孩子们将来群体间发展机会上差距的缩小显然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

那么高等教育也来义务教育！

没钱。

以中国的财政，要实现高中义务教育尚且需要精密计算，何况是高等教育呢？

但是国家短期内没有那么多钱是否就代表缩小教育机会差距的无财源了呢？我认为可以从民间资本上找出路。

企业家助学并不鲜见。一个有钱人可以轻易地供养起一个洁具生活的大学生一年一万甚至少于一万的受教育费用。中国穷人多，有钱人也不少的。问题是凭什么让大量的有钱人拿出自己的血汗钱砸在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身上呢？晓之以义当然是一个重要手段，但我觉得更更应该关注的是授之以利。如何授利？我认为可以从政策、媒介和受教育者本人进行考虑。

在政策上，国家可以对一些对贫困学生支助达到一定数额的个人或企业实行各种优惠政策，以促进其在自己的事业上发展更顺利。

从媒体上说，自然是对一些捐助典型进行合理的宣传，一方面，对捐助者心理上是一种满足和回报，另一方面也是对一些潜在捐助者的调动。

至于受教育者本身，我想从其未来就业上考虑。现在中国大学毕业生存在一个很普遍的“回炉”现象，因为所学专业与就业不对口。是不是可以这样，“孩子们”根据自己日后的择业取向寻找合适的资助人，而资助人此时也成了投资者，他资助该学生可以得到另一个好处，就是人才。在资助者和贫困学生之间，最好还有特殊的中介机构为二者的接触和联系提供联系。

以上是简单建议，我想说的是，无论在缩小教育或是其他机会上的贫富差距上，除了某些必要的行政强制上的设想外，我主张多从人性尤其是人的趋利性上去寻求解决途径。作为一个公民，他的义务不是无限的，他没有理由为了一些想要免费获得“弹簧床”却不死努力的人去无偿担负什么社会责任。中国在促进社会保障事业上一定要提防再次陷入“大锅饭”的附近区域，不要简单的认为唯有在各方面人们的贫富差距都越来越小，社会才是公正的，才有可能长远发展。过度的保障反而会降低国民工作的积极性，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当然，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并没有显得过度）。中国更应该靠略的是在机会上更好的实现贫富差距上的缩小。